发布时间:2025-07-27 16:23:53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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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在公共场合遇到未成年人遭遇侵害,每个公民有强制报告的义务。202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发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必须强制向公安机关报告。2021年6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将该制度纳入,正式实施。规定要求,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工作人员,包括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等教育机构及校车服务提供者,托儿所等组织和机构,有“强制报告义务”,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应当立即报告。
这并非无中生有。美国内科医生文森特·费利蒂(Vincent Felitti)和流行病学家罗伯特·安达 (Robert Anda)等人于1998年首次系统性地将童年逆境经历与成年后的多种健康问题联系起来。这项研究基于17421个生活在美国富人区的成年、高教育水平的白人样本,1998年发表于《美国预防医学杂志》,后续跟踪研究15年。研究发现,童年逆境经历与肥胖、药物滥用、抑郁、心脏病、吸烟、酗酒、癌症及慢性肺病等高风险健康行为和疾病密切相关。超过25000项后续研究验证了这些结论,确认童年逆境是全球公共卫生中的重要议题。
儿科医生娜丁·伯克·哈里斯的研究表明,童年逆境经历导致儿童皮质醇水平升高和海马体缩小,显著增加肥胖、学习及行为障碍的风险,并使女孩在青春期更易出现性行为异常。费利蒂等人(1998)和娜丁(2020)的研究表明,童年逆境使青少年长期处于高压环境中,导致大脑发育受损,学习成绩下降、社交困难,并通过暴饮暴食、物质滥用等不健康行为寻求安慰。家长对这些问题进行严厉管教或错误诊断,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加重了创伤,最终导致肥胖、焦虑、抑郁等严重且不可逆的健康问题,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多项针对青少年的研究表明,童年忽视和虐待与自伤行为、焦虑及抑郁密切相关。陈雁如等人(2019)在安徽、广东、云南、黑龙江和湖北等省对14162名中学生调查,发现童年忽视和躯体虐待是农村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重要危险因素。卜钰等人(2017)对北京大兴区和海淀区797名儿童进行问卷调查,指出经常遭受抚养者辱骂、威胁或漠视的儿童自尊发展受阻,导致社交焦虑。侯佳璐等人(2022)的研究显示,童年创伤与青春期抑郁存在正相关关系。谭红秀等人(2023)在广东韶关市对3250名中学生调查发现,童年情感虐待不仅直接增加青少年自伤行为的概率,还通过焦虑间接影响自伤行为,且情绪表达抑制调节了情感虐待与焦虑之间的关系。
目前没有专门针对童年逆境经历本身的药物治疗,主要通过药物干预或心理治疗,来应对其导致的具体症状和精神疾病。例如,通过创伤聚焦认知行为治疗(Trauma-focus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TF-CBT)、EMDR眼动脱敏疗法、SE身体经验创伤疗法、DBT辩证行为疗法、基于依恋理论的PCIT亲子互动疗法、接纳与承诺疗法(ACT)与正念减压、心理动力学治疗与叙事治疗、家庭治疗和团体治疗等方法,都能有效处理童年逆境经历引发的心理创伤。
在立法方面,目前最大的阻碍有三点:首先是观念上存在盲区,认为打小孩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情,就如同过去认为打老婆是家务事一样。其次是量刑标的过于宽松,目前我们在身边见到的很多对青少年身心带来严重伤害的体罚行为,却并未达到目前法律上可界定为“轻伤”的程度。我们都知道不能虐待儿童,但体罚要达到多少次以上,才能算得上是“虐待儿童”,目前没有明确的界定方法。第三是童年逆境带来对大脑和心理上的伤害,可能需要延续多年才能浮现出来,缺少对心理伤害指标进行有效评估的方法和工具,也给量刑带来困难。
从创伤知情的意识提升到创伤知情的社区治理,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在深圳一个城中村中经营的女性书店,两年多来接触最多的是14-16岁的青春期女孩,她们大多数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着1种以上的不同类型的童年逆境。有的在小学因遭遇黄谣导致中度抑郁,有的遭遇同龄人街头霸凌,有的厌学退学,有的过早成人化……我亲眼见过她们身上的伤痕,听过她们的伤心故事,这让我更加深信童年逆境经历的研究并不是天方夜谭,而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家庭和孩子身上,影响着她们的健康和生活。